疫情下的上海有钱人…

上海疫情,就让人见识到了有钱人的隔离生活,如何超乎你我的认知。

有个奢侈品消费大户,分享恒隆广场的路易威登之家,是如何连续5天变着花样给他送去精致的下午茶点。

餐餐附赠深情手写卡片,温暖到家。

恒隆宝格丽,比LV还卷。

别人送下午茶,它主攻正餐。

每天都有专人对接菜品,确认菜单。

迷迭香脆皮牛肋,菜包狮子头……荤素搭配,都是当季最好的食材。

GUCCI不甘落后,总部列了一串客户名单,安排各个门店准备新鲜果蔬礼包。

摘叶洗净,用高档包装纸包好,再缠上丝带,印上烫金logo,亲自送货上门。

车企保时捷,也开始发力。

给俱乐部车主送去蔬菜礼包,还是精致礼盒装,排面到位。

卡地亚把服务做到了巅峰。

不仅安排特别送餐,还是米其林一星、黑珍珠二钻级别的超高档餐厅甬府的菜品。

不合胃口,还可以随意调换。

这么说可能很多人还是想象不到它的段位,我查了下,这家饭店人均消费达到了1000+。

平常点外卖都要凑半天减免的我,实在无法想象。

建行银行经理变成了私人管家,给各位大客户定了酒店高档午餐。

顿顿十三道菜起步,看得网友直呼“过大年了!”

但富豪说,建行的菜一般,下一餐不想吃建行的了。

这厢各大品牌争先恐后献殷勤,那厢豪宅物业也开辟了新赛道。

网传上海35万一平米的富人小区翠湖天地,中英文双语通知:

买了新鲜蔬菜放在楼底下随便拿,咖啡、西点摆满大堂。

疫情封控业主没办法出门,物业提供代遛狗服务。

深圳金茂府物业更体贴。

给大太阳底下排队做核酸的业主撑伞,旁边还备好了解渴的茶水。

上海贫富差距调查报告: 一墙之隔两重天

几年前,《半月谈》刊载《来自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》指出,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,一部分人真的先富起来了。

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,在我国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被重新调整的过程中,分配不公现象日益突出,社会财富分配的“马太效应”愈发明显,贫富差距越拉越大。

01:社区围墙区分贫富的“楚河汉界”

同为上海市的中心城区,静安、卢湾、徐汇、黄浦是繁华商业区和高档住宅区,而闸北、普陀、杨浦则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。记者在当地调查时,连月均收入只有2000来元的司机都说:“闸北、杨浦,那是穷鬼住的地方!”

闸北区是上海市的“边缘区”,这里有大批砖木结构的老房子。在连片的“棚户区”里聚集了各种低收入者,如从边疆回来的知青、外来打工者等,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。

据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,闸北区申领低保的人口占全区户籍人口的3.6%,其中大多是失业者以及老人和孩子。而这里的“低保边缘户”是现有低保人口总数的三倍之多。

02:“工人新村”无奈的历史轮回

位于上海闸北区天目中路749号的蕃瓜弄社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上海的贫民窟,矮小的“滚地笼”挤满了大批无家可归的穷苦人。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造,成为产业工人的聚居区,面貌焕然一新。蕃瓜弄的变迁当时还作为典型写进了上海的小学教科书。

然而,今天的蕃瓜弄又变成了低收入人群聚居区。蕃瓜弄社区目前居住了1680户居民,低保户有178户,占比超过10%。蕃瓜弄社区干部告诉记者,社区1964年建成,上世纪80年代能住到这里的产业工人,大都是敲锣打鼓来的。因为当时能在这个小区分到房子的,一般都是厂子里的“五好工人”。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,工人下岗越来越多,大批产业工人成为低收入人群。

社区居民李存荣今年53岁,是上海市铁路局的一名机车维修工,一家三口在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4年。记者看到,包括李存荣在内的三户人家共8口人,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里,共用厨房和卫生间。李存荣说,这个小区所有的楼房都是这个样子,杂乱、拥挤、肮脏,而且水费、煤气费一起算,日常矛盾很多。

尽管现在居住条件艰苦,但是回忆起当初分房时,李存荣还是很骄傲的。他说,这个房子是因为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厂里表现好,于1996年时分到的。但是,他妻子王纪芬原来工作的企业2001年关门,几百个工人全部下岗,她也只能回家。

现在,在上海电机学院上大二的女儿一年仅学费就要1万元,一家人只能靠李存荣一个月约2000元的工资紧紧巴巴地过日子。“像我这样的家庭在这片社区里还属于中等。”李存荣说,“幸好我们夫妻俩现在身体还好,没有什么病,邻居家里有病人的,生活就非常难了。”

李存荣隔壁家是低保户潘文龙,患有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肾脏积水等多种疾病,没有劳动能力,2000年他妻子肝硬化去世。他儿子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学,学费全靠贷款。为了维持生活,孩子平时在学校图书馆打工,后来到一家“不夜城”接电话,一小时工资10元,一天要干4个小时。

“原国有企业产业工人多的地方,贫困群体就多”,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。

如上海杨浦区,当年产业工人50万,占上海全市18个区县的1/10。目前,该区拿低保的人口有3.4万人,也占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%。2009年初,上海市将低保标准从400元调整到425元后,虽然只提高25元钱,但仅仅一个杨浦区“低保户”就骤增2000多人!

03:高房价下的居无定所者

在上海,一方面富人云集,每平方米五六万元的楼盘,开盘就抢光。如今年(2007年)8月8日在浦东新区开盘的星河湾小区,周边楼价每平方米2万元,它卖到5万元,总共322套房,一天之内卖260套,总销售额超过40亿元,业内人士称这种情况在世界房地产市场都罕见。

另一方面,居住在棚户区和老旧社区的人们,却是连棚屋和老旧房的产权都没有的无房一族。在蕃瓜弄社区,记者发现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户人家在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,居住条件非常简陋。这些房子属于承租公房,居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,一个月交四五十块钱的房租。

李存荣说:“对我来说,买房就别提了,我们即使卖血,也买不起两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!”

不少困难户情愿住在十分简陋的住房里,也不愿被拆迁。和病残儿子一起住在“交通花园”(棚户区)的李继梅听说现在她所住的小区要拆迁,十分心焦。“这里要是拆迁了,我和孩子就没有地方住了。现在尽管房子差,可换个地方,房租就没有这么便宜了!”

不仅如此,由于住房商品化过程太快,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应严重不足,大批低收入人群无房可住。在上海市杨浦区,很多街道已经出现流浪的人群,每个街道少的四五个,多的十来个,居无定所的人群已经给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。

街道干部表示,这些人平时经常来民政部门反映困难索要低保补贴。岁数大的整天提要求,年轻点的就在外面混,晚上睡在网吧、急诊室、棋牌室、澡堂等,实在过不下去就偷盗犯罪,严重影响社会稳定。

杨浦区民政局社会科科长郑军说,如果政府能给居无定所者提供廉租住房甚至一个床位,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。

04:专家:高“平均数”掩盖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状况

最近,来自国家发改委的《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》的调查揭示,从1988年至2007年,收入最高的10%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%人群间的收入差距,从7.3倍上升到23倍,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,城乡整体基尼系数达到0.465。

调查中也发现,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,普通民众对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不满也日益强烈。

05:贫富分化被关注

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王二平告诉记者,过去6年他们在做社会问卷调查时,将“中国社会问题最严重的是什么”这一问题列了19个备选项,在调查的5个省40个县中,老百姓都认定排在头两位的社会问题是腐败和贫富差距,只是到了第三位各个省才有变化,如环保、住房等。

长期从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杨宜勇说:“收入差距扩大累积的结果是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。目前收入最高的10%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%,收入最低的10%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可能在1%上下,80%中等收入的家庭仅占有财产总额的一半。”

各行业收入苦乐不均的现状也越来越突出了。杨宜勇说:“中国纳税百强”几乎年年是石油、烟草、钢铁、电信、电力、金融等具有国有垄断性质企业的天下,上市公司中的能源、电力、钢铁、交通、汽车等企业总能出现在沪深两市业绩增长排行榜的前列,这都反映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持续快速增长。

06:民众不满“被平均”

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,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速超过经济增长,这一数字一公布,引起公众哗然,很多网友质疑自己工资“被增长”。而专家的调查也显示,高“平均数”背后掩盖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状况。

具体到一个地方或一个企业,高平均数也极大地掩盖了收入差距。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刘稚南说,去年上海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为26675元,但60%左右的市民收入低于平均数。国家统计局青岛调查队副队长纪中锐告诉记者,青岛市去年的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为20646元,低于平均数以下的城镇居民占到总数的65%。

拥有1.5万名正式职工、9500名农民工的青岛港集团是一个效益良好、职工收入高的优秀国有企业,去年该集团人均年收入7万多元,是青岛市民平均水平的3倍半。

但这个企业一线工人的工资绝对额近10年多来是年年上涨,但在整个企业中的收入地位却不断下降。与管理层的平均工资相比,工人的相对工资水平从20年前的最高下落到目前的最低。

10年内青岛港管理层的工资增了五倍,而一线的工人仅仅翻了一番,尽管工人的绝对工资水平并不低,但是与管理层的差距在不断拉大。

在著名企业海尔公司,其普通员工工资每月只有1500元左右,而中层以上的收入每年大都在10万元~20万元,甚至更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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